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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华律师:当批评成为一种特权

——评禁止记者私自批评报道通知

蔡正华 2014/10/22 22:32:36

作者简介:蔡正华,国内知名新锐律师,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家,创业法律风险和投资法律风险控制专家,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正见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沪法网联合创始人,擅长于企业相关法律事务处理,以及重大商事诉讼和经济相关刑事案件代理。 联系方式13524648729,微信号caizhenghu3668,邮箱:caizhenghua@bohelaw.com欢迎大家来信交流。 本文系原创,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出处。)

      总局关于禁止记者私自开展批评报道的通知,穿着打击新闻腐败的外衣,行着压制新闻自由的实质,最近在社会上惹起不小的风波。

打击有偿新闻为代表的新闻腐败,是大家都拍手称快的好事,特别是很多记者沦为妓者的年代。有消息称很多媒体甚至将采编和经营部门打通,形成机制上的倾斜,这些无疑会影响媒体的客观性。就连中纪委也说,新华社都存在有偿新闻。但问题是:倒洗澡水是否一定要把婴儿也一起倒掉?却是值得把玩的事情。

然而“禁止新闻记者和记者站未经本单位同意私自开展批评报道”,只半句话,没有任何列举,也没有措施,看似毫无可行性的政策话语,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新闻媒体被管制之严格,通常一个电话都可以让记者辛苦采编数月的心血稿临时撤换的实际,我们就会明白这其中释放出的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信号。因为我们很清楚,不讲明,才是最可怕,最恐怖。因为不讲明就留有无限操作空间,不讲明就会一直起到紧箍咒的作用,让欲者止行。
总局的这半句话,必将在中国新闻史和社会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为他很明确地揭示了我们其实早该明白的道理——批评是一种特权。

如何区分批评是权利和特权?简单说,如果政府真的是国民让渡权力组成的社会管理机构,那么民众享有的批评权利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特别予以同意的,这个时候批评就是一种权利。而如果批评者不能自己决定是否批评,批评之前要经过同意,那么批评就绝不是权利,而是少数人的特权。

批评成为一种特权后果很严重,首先它昭示着一种社会关系,即这个社会上肯定是有一些人不是随便可以批评的,否则批评作为特权就没有任何意义。其次,它还必然会导致批评的内容虚无化、恶心化,因为批评的人知道这个批评最终能不能传播到社会,有人在后太把关检验,与其让领导痛骂后批评不成,不如自己先恶心自己,把表扬伪装成批评,让领导开心地让批评成行。

当然记者的批评如果成为特权,那就更可怕了,因为记者与媒体相连,更进一步说就是和这个社会的话语权关联。记者不能自由批评向我们揭示的社会本质有二:一者,批评不仅仅是特权,更是一种工具,是一种整治不驯从者的利器,所谓毁其名誉、挖其祖坟,就是如此;二者,我们所看到的批评文章,都是上级刻意让其流出,显示的仍然是一种宣传需要。比如,最近落马的副国家级领导苏荣的落马,其一落马,针对他的批评报道铺天盖地,多如鹅毛,连其夫妻不和的家事都被挖出来,可见领导批评他的意愿是多么的强烈。笔者不禁想问问这些媒体,就这些事你们这两天就可以迅速采集编发,之前这么多年都干嘛去了,难不成以前也不能自由开展批评报道?我想他们是肯定要笑话我的幼稚的,因为这个道理估计是从不看报纸的农民伯伯都能明白。

当然,御用文人们针对社会对总局该通知的质疑,用长篇大论阐述通知合理性,认为通知主要针对记者在本媒体外私自发布批评信息。但这种遮羞目的主导下的解释,无法掩盖事件的本质。一方面,新闻记者如果以新闻报道来敲诈,现有法律早就足以规制,如果法律都难以奏效,更无发布通知之必要,更何况通知并未直接声明针对商业领域以避险;另一方面,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远没达到的客观现实下,我们无法想象那些最有价值的批评信息,会在新闻管制如此僵化的情况下由官方或者和官方有关媒体刊发。这从那些新闻记者实名举报信息即便最终被证实属实,官方媒体也从未对这些记者们表达过任何敬意就可以看出来。此时,任何规范新闻行为的举措,都必须首先考虑到不致扼杀本就脆弱的新闻精神,因为当前新闻行业的主要矛盾不是和商业挂钩的假新闻过多,而是官媒的造谣新闻过多,权威部门的假新闻过多。

这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御用写手的做法,套用网上依据流行语就是:紫禁城里的太监们没有小鸡鸡,也不允许其他人有。

这让笔者联想到了之前最高司法机关关于网络言论的司法解释,以及近些年层出不穷的官员以“诽谤罪”追究记者责任的事件。由此,笔者几乎可以断定当批评成为一种特权,唯一的结果就是要么没有批评,要么就是按照命令批评。以往是政府和官员听不得批评,以后就方便了,不喜欢听的批评,直接不要同意发就是了。

总局此次通知中还禁止记者跨行业、跨领域采集报道的要求。而 行业媒体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现在很多媒体开始走向集团化和多元化,一个媒体集团的业务涉及互联网、视频、音频、文字和图片等。如何界定跨行业和跨领域报道?广电总局的禁令明显语焉不详背后传递的是一种将继续紧抓媒体新闻管制的信号,以及防止记者之间互通新闻热点的串联做法。事实上,无论是跨行业、跨领域,甚至是跨地区,都是当下中国记者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种本领,因为自己领域内、地域内的主体都得罪不起,自己发现了问题,刚想报道,但是该主体和领导关系很好,招呼打好后根本出不去,此时要么放弃,要么转交其他媒体同行。

但在地方官员可以随意调动到国企任职,过期领导随意吊人地方党政领导等都不成问题的当下,记者的跨界采访怎么就成了问题呢?事实上,这种只允许官府防火不允许记者点灯、限制记者在某一行业内采编,仍然是为了集中管理和控制,防止言论滑边。

事实上,无论是记者,还是社会大众,现在不但依赖传统媒体发布和吸收信息,自媒体的发展和发达,使得社会信息传播的途径极大的丰富,有单位者如记者的批评权可以很迅速地被剥夺,但是在自媒体发达的当下,所有人都是信息发布者,这种防民之口的做法,注定无法走远。言论自由的核心永远是民众监督和批评政府,如果普世权利被降格为特权,批评将失去原有的模样;短时间内社会也会因为记者被封口而难以在主流媒体见到批评文章,但是长此以往,主流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必然逐渐消亡,新兴的自媒体将成为批评新的舞台。

由此,扼杀记者的批评权,不仅仅是要记者选择性批评,更关键的可能是断了记者这个行业的发展之路,挑战了记者这个行业最核心的价值!

(文/ 蔡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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