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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华律师:再评21世纪网涉嫌敲诈案 未审先判的司法僭越乱象何时休?

蔡正华 2014/9/14 13:01:57

作者简介:蔡正华,国内知名新锐律师,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家,创业法律风险和投资法律风险控制专家,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正见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沪法网联合创始人,擅长于企业相关法律事务处理,以及重大商事诉讼和经济相关刑事案件代理。 联系方式13524648729,微信号caizhenghu3668,欢迎大家来信交流。(本文系原创,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出处。)

21世纪网涉嫌敲诈案,将权威媒体从无冕之王的高坛拉下,其价值毁灭者的身份昭然若揭,似乎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揪出一个大老鼠的喜悦和狂欢之中。

但是笔者却很遗憾地看到,本案中侦查机关通过媒体对案件事实毫无顾忌的披露,如此未审先判的司法僭越所反映的司法之恶很可能将会成为事件中最大的恶。

一个完整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完结是以案件判决生效并交付执行为标志。而在此之前对案件进行报道,其正义的价值基础在于满足公民的知情权和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但是,作为司法活动的具体实施者,侦查机关和其他司法机关还同时肩负公正侦查、维护司法权威的职责。这就导致二者之间必须要有一种平衡,既不能对公民的知情欲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一毛不拔,更不能毫无尺度的将甚至尚无确凿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或者仅仅是侦查方向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

当然,如果侦查机关是真的全案事实公布也就罢了,至少可以实现媒体监督的作用。但事实上他们几乎都是选择性公布,对案件的疑点、有利于嫌疑人的事实以及侦查机关因为选择性执法希望保留的秘密,基本没有涉及。仍以21世纪网涉嫌敲诈案为例,既然提到有超过100家上市企业曾通过支付广告费的方式,换取删除或者不刊发自己负面信息,而资本市场中的任何负面信息本身都直接影响股民切身利益,那么侦查机关就有义务完整公布该100家企业的名单,满足公众知情权,知道哪些企业在作假;并将该等企业的违法行为信息向证监会移交,并对其中可能涉及到证券金融犯罪的信息立案侦查。很可惜,至少侦查机关截止目前对此未予任何表示,让人难免对其产生选择性执法的怀疑。

另外从实践来看,即便是新刑诉法已经规定律师在侦查机关有权就案件与侦查机关交换意见,但是实践中侦查机关基本只是接受委托手续,对于律师就案件的书面交换意见,几乎都是石沉大海,至于想从侦查机关处获取案件信息,犹如痴人说梦。由此可以推定,在此阶段,新闻媒体得以对案件事实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报道,必然是侦查机关主动为之。而探究其主观意图,正面的解释要么是安抚社会大众情绪考虑,要么是对犯罪形成震慑,但更符合实际的解释可能是为了便于对侦查机关自己歌功颂德。这是因为,安抚社会大众的情绪和震慑犯罪,并不需要对案件事实进行详细披露。相反,对案件事实的详细披露本身反映了侦查机关的不自信,犹如长跑比赛中,侦查机关需要提前起跑,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为日后“挟民意以令法检机关”奠定基础。

这种做法不但可能造成案犯逃跑、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等,更为巨大的危害在于,一方面后续的法检机关工作人员如同媒体的其他读者一般,提前通过媒体了解了侦查机关制作的案情,难免对自己心证的形成产生先入为主的影响;特别是在公检法互相配合的体制下,无论是出于保护兄弟单位和自身利益考虑,还是受侦查机关强势地位隐性挟制,没有特殊情况,公检两家都会按照侦查机关通过媒体的释放的思路全盘接受,并直接体现到案件的处理中去。

以刚刚被宣判无罪的念斌案为例,当初念斌被侦查机关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后,侦查机关就在当地权威媒体公布包括案件嫌疑人和作案过程等在内的案件事实。如果说该案当初的社会影响巨大,那么侦查机关只需通报已经依法控制某嫌疑人即可,根本无需在刑事诉讼程序刚刚启动的时候,就将话说得那么死。而侦查机关此种做法最大的负面影响就在于,参与处理该案的当地司法机关因为认可了侦查机关制作的同一事实,因而无论上级法院对案件处理持有多么重大的不同意见并要求重申,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当地司法机关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竭力想将本案做成铁案,演绎了本不该出现的四次死刑判决的丑剧。

事实上,我国法律虽然对案件事实保密有笼统性规定,但是相对于具体规定了审判公开原则以及相关法庭纪律不同,对于审判前的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案件信息向社会的公开并无具体性规定。

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误区就认为只有律师在庭前不能就案件事实发声,甚至有司法机关联手律师主管部门,就律师在案件判决前通过网络等公布案件事实的行为进行惩处。

笔者认为,其实律师的发声和司法机关的发声不可同日而语,一者律师基本都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方才可以阅卷,此时再发声已经落后侦查机关好几条街;再者,在敏感重大案件中,律师的发声基本没多少具有较大社会关注度的媒体敢刊载,使用司法机关统稿的一边倒做法已经在多个重大案件的新闻报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更关键的是,在侦查机关通过媒体大肆披露案件事实的案件中,法官对律师的意见在重大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上基本没有回应,更谈不上律师通过媒体宣传来影响法官判决了。

以笔者和林东品大律师之前办理过的一起二审走私案件为例,侦查机关在刚刚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就迫不及待地邀请十数家国字头的媒体报道案件事实,案件负责人更是越俎代庖地将数十个行为人划分主从犯,对各主体从客观行为的谁影响谁、到刑事责任的具体划分,无一不涉及。为此,嫌疑人家属也曾试图找相关媒体澄清事实,但是未有任何一家媒体搭理。案件一审庭审中,公诉人有恃无恐地更是直接将案件侦查阶段的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话,原封不动地作为公诉词的一部分当庭宣读。最后可想而知,虽然案件事实严重不清,但是法院也只会采取人为分案处理等方式将其消化处理。

由此可见,要想消除司法机关未审先判的司法陋习,必须从认识其动机和对司法公正的危害出发,规范司法机关案情披露行为。

当然,笔者也认同包括司法人员、被害人、律师等所有刑事诉讼参与人法庭外陈述案件事实都应当受到限制的观点。西方一些国家就赋予法院权力,在案件宣判前签署限制某种涉及案情信息流通的命令。笔者认为此种做法值得借鉴,有必要在我国也建立由法院依职权或者依其他诉讼参与人申请签署案情流通限制令的制度,并且对违反该限制令的人员都应当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 蔡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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