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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华:解读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

——中规中矩,乏善可陈

蔡正华 2014/10/23 13:17:29

作者简介:蔡正华,国内知名新锐律师,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专家,创业法律风险和投资法律风险控制专家,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律师,上海正见法律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创始合伙人,沪法网联合创始人,擅长于企业相关法律事务处理,以及重大商事诉讼和经济相关刑事案件代理。 联系方式13524648729,微信号caizhenghu3668,欢迎大家来信交流。(本文系原创,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及出处。)

录音录像是现代数码技术对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程序合法化的最大贡献。近日,公安部《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工作规定》(下简称“规定”)正式下发,并于2014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该规定共五章二十七条,就侦查阶段使用录音录像措施案件范围、介质保存和使用、违规处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规范。但是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本身仅仅属于规范公安机关在录音录像过程中具体行为的细则,而在真正明确录音录像的性质和作用等关键问题上,仍然乏善可陈。

一、亮点:扩大了公安机关使用录音录像手段的案件范畴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121条的规定,从立法上确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但是刑诉法的规定却相对比较模糊,特别是对应当使用录音录像手段的“其他重大犯罪案件”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公安部的此次规定就此给出了更为明确的列举,即除了刑诉法规定的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外,还明确致人重伤、死亡的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案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严重毒品犯罪案件,以及其他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故意犯罪案件属于应当使用录音录像措施的案件。

此次规定的一大特色在于,除了将性质严重的刑事案件纳入必须录音录像的案件范畴,还根据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案件事实的争议性、舆论关注度等,将一些案件相应纳入必须录音录像的范畴。比如,将犯罪嫌疑人是盲、聋、哑人,未成年人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不通晓当地通用的语言文字的,或者犯罪嫌疑人反侦查能力较强或者供述不稳定,翻供可能性较大的案件,纳入必须录音录像案件范围;还将犯罪嫌疑人作无罪辩解和辩护人可能作无罪辩护的,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对案件事实、证据存在较大分歧的,或者共同犯罪中难以区分犯罪嫌疑人相关责任的案件纳入必须录音录像的范畴;更将引发信访、舆论炒作风险较大、社会影响重大、舆论关注度高的案件纳入了必须录音录像的案件范畴。当然,规定还强调了已经落实较好的在看守所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使用录音录像措施。

笔者认为,规定的这些列举,极大地扩大了刑事诉讼法关于必须录音录像的案件的范围,有利于推广录音录像措施的使用,更可以保障这些案件侦查措施的合法性监督,以确保案件处理的客观公正。此外,规定还象征性地以具体条款,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创造条件尽快实现对所有性事件的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

二、遗憾:未能确认录音录像作为随案移送的案件证据的性质

对于录音录像的性质,一直以来就存在争议。司法机关内部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录音录像并不是为了弥补侦查过程中调取证据的手段的不足,不是为了获得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而是为了规范侦查行为,防止和纠正刑讯逼供、诱供,并在必要时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可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录音录像的性质和定位应当是证据,但不是证明当事人涉嫌犯罪的事实的证据,而是证明讯问和取证过程是否合法的证据。

相对应的,学术界和律师界很多人都认为,录音录像作为一种借助高科技设备保存证据的方式,与讯问笔录一样可以通过保存的证据内容来证明案件的事实,而且在保存与还原证据内容方面,录音录像相比笔录更具有优势。因此,录音录像不但可以用来证明讯问过程合法性,同样可以用来更好地证明犯罪嫌疑人是否构成犯罪等案件事实。

事实上,双方对录音录像证据性质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对录音录像随案移送与否的立场不同。这是因为,不支持录音录像随卷移送的主体认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都应当随卷移送;而证明侦查活动合法性的证据并不需要随卷移送,仅在侦查活动合法性受到合理质疑时,才需要交有权机关审查。也正是在这一观点的支撑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实行)》和最高院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将刑诉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要将相关法律文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移送检察院和法院,理解成不包括证明侦查活动合法性的录音录像。

此次公安部的具体规定仍然坚持了这一观点,仅规定录音录像由侦查机关自己采取技术保存,并在检察院或法院认为必要时予以调取。如此,录音录像作为证据移送的可能性被从源头上掐灭,并且直接导致现有规定框架下辩护律师无权直接查阅录音录像。

三、对律师工作的启示

总体上讲,这次规定对于公安机关内部操作的规范意义远远大于对律师执业的影响意义。但是,规定对录音录像适用案件范围的具体规定、对公安人员违反规定操作的追究、以及对录音录像性质的规定,却多少对律师工作有些许启示意义。特别是进一步明确录音录像不需要随卷移送后,律师工作中应当在存在违法取证嫌疑时,积极主动申请法院和法庭调取该录音录像;而随着适用录音录像手段的案件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律师在工作中要善于查验相关讯问是否是在有录音录像情况下所做,比如查看询问笔录首部是否注明有采取录音录像措施等。

并且,随着录音录像措施的进一步普及,每案必录将成为现实,无论是否随卷移送,对录音录像的审查,都是律师质证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有机会查看录音录像时务必做到仔细认真,切不可马虎大意,认为侦查人员敢于公布的录像就肯定没有问题。

当然,笔者认为,将录音录像单纯理解为仅是证明侦查活动合法性的证据,进而不将其随卷移送的做法只是暂时的;因为正如笔者前述,录音录像具有证明侦查活动合法性和案件事实的双重证明力,而类似的侦查人员工作记录等等,都已经可以成为随卷移送的证据,因而仅依据这一项理由就禁止其随卷移送、进而剥夺辩护人的直接查阅和质证权利的做法,无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相反,笔者进一步认为,随着数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录音录像作为证明案件事实证据的性质将愈发为人们所重视,它较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笔录所具有的客观公正的优势,也将促使其逐步作为主流的证据形式。

(文/ 蔡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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