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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商贿“黑名单”,司法不应作壁上观

法徒 2014/12/5 16:55:06

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

医药领域的商业贿赂民怨已久,然而即便在全国反腐如火如荼的形势之下,原定3月开始实施并要求公布的医药领域商贿“黑名单”却一再跳票,这不免让公众失望。至今寥寥无几的公示名单,不免让人感慨,怎会这么难?

倘若说仅仅是一家或区域性的爽约,我们或许还能归咎于地方保护主义、执行不力,然而大范围的作壁上观,这就让我们思索其背后深层次的司法支撑问题: 从法律角度,出于打击行贿犯罪角度考虑的话,无论是2000年最高检发布进一步加大对严重行贿犯罪打击力度的要求,还是2012年底两高出台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的若干解释,抑或是现在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都明确了要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而公示行贿犯罪的“黑名单”,无论于法院的庭审、文书、执行公开还是检察机关的案件信息公开,都是应有之义。

然而,我们却又不得不正视商业贿赂犯罪追责体系的构成缺陷:其一,从主体而言,受贿罪的主体要求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对于民营的医院、对于没有行政职责的普通科室主任或医生,由于不具备构成受贿罪主体要件,顶多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而两者的追责力度、刑责程度鲜难相提并论。

其二,从管辖来说,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并不属于检察机关的立案管辖范围,但对管辖多种经济犯罪的公安经侦而言,他们又无暇顾及,由此对于类似案件的打击力度有限,社会影响力也有限,虽然其危害并不亚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其三,从犯罪构成要件来看,“谋取不正当利益”往往成为脱责的法定理由,在商业竞争中本身就存在利益之争,要明确界定哪部分是不正当并非易事;同样,参与竞争者往往都有自身优势,或价格或质量优势抑或服务优势,这就难以明确行贿行为与违反公平竞争的因果关系。同样,行贿是单位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又为行贿者提供了脱责途径,毕竟单位行贿和个人行贿的立案标准相差甚远。

从行贿犯罪公示网络平台来说,只有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并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案件才在最高检所建立的行贿犯罪档案库之中,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档案又未建立更未联网,仅仅依靠卫计委的一纸规定力度显然有限。

由此,公布商贿“黑名单”,司法不应作壁上观。首先应完善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追责体系,在股份化、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应过多拘泥于主体问题,否则势必产生更多的灰色犯罪空间;从行贿黑名单公示平台构建来说,应将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也纳入名单中予以公示并接受公众监督,对于包庇、漏报的责任部门要追究相应行政甚至刑事责任;从配套打击力度而言,不妨借鉴高法对“老赖”的联网和限制手段,从而让行贿者同失信者一样,在市场上寸步难行。

(文/ 法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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